本文试图从政法哲学的角度，对平安中国所蕴含的治理理论、制度和实践内涵进行解读，以期推动平安中国理论研究。
社会的演化,是一个由规模较小、同质性较强的小规模共同体,通过演变,分化为规模较大,同时异质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在这样一套关于行动的概念图式中,包含了至少四个层次的系统。
疫情直接对经济系统产生了严重的冲击。具体到法律系统来说,这就体现在如下两个层次。就此而言,卢曼突破了马林诺夫斯基意义上的功能概念,即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例如,在原始社会中,又划分为最初的原始社会与高级的原始社会。由此可见,如果仅仅停留在法律适用层次,或者宪法学方法论层次,恐怕都很难走出分歧。
(二)帕森斯的功能分化理论 在19世纪社会理论家工作的基础之上,帕森斯提出了功能分化理论,将这方面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最后将它放到中国的语境中,验证该理论的有效性与启发性,并在此基础上,说明中国法律相对于全社会系统和政治、经济等其他社会功能子系统的自主性问题,以及通过法律进行复杂社会系统治理的可能路径问题(第四部分)。(三)再法典化的构造原则 再法典化是基于现行法缺陷的再创造。
这是早期对简陋法典编纂的称谓。(59)江平教授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出台后提出：以诉讼法先行促实体法典的完善是一个规律。受理性主义哲学的影响，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制定民法典，才能实现民法的‘形式理性，除了民法典之外，自然法上的理性就不可能以更好的方式获得表现……民法典是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前提。既要从立法角度分析法典的构成要素，也要从实施角度观察法典运行的方法。
任何时代的法典编纂都有其目的。查士丁尼编纂的法典是用重振法律的办法恢复罗马帝国的领土和权威，就是想用法律征服世界。
(71)同前注(22)，孙鹏文。邢钢：《国际私法的法典化进程》，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对于法典，不能轻易修改。法律自主性是与人的自主性相对立的概念。
(31)参见前注⑥，玛丽亚·路易莎·穆里约文，载前注⑥，许章润主编书，第74页。对于法律规范来说，法律的一般性来自法的概括性、抽象性、形式性等追求，主要是指规范性立法所针对的应是一般的人和事，一般不针对个人、某一个事项单独立法。立法者无法改变经济基础，因而其不是创造法律，而只是表述法律。虽然法律作为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法典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反映，但作为反映思维，其形式构造、规范表达等都需要由思维来塑造。
因此再法典化倡导需要谨慎。(13)高富平：《民法法典化的历史回顾》，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36)参见陈金钊：《法典的意蕴》，载《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同时，移植意义上的法典化需要开展对基础问题的探究，需要意识到法典化也不是法律发展和法律现代化的唯一选择，所以要理性地认清法典和法典化的作用，不要过分地崇拜和追求法典化，特别是不要以西方某一国法典作为衡量法律现代化的唯一标准。
对无瑕疵法典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此时不再把制定法视为法典，而是强调基于形式构造、组合方式及创设程序等方面的筹划，通过设置严格的条件限制，进而编纂涉及重要社会关系的法典。对再法典化的思索，要求从体系的角度对法律有所定义，再法典化的结果不能仅是完善的法律文本。确实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法律都制定为法典，特别是没有必要匆忙将有些还不成熟的领域(如没有支撑学科体系的核心概念、基本原理不清楚，学科交叉覆盖面较大的领域)的法律上升为法典。法典的开放性要求立法者避免预见一切和规定一切的企图，保持对判例、学理、习惯等其他法律渊源的开放性。(76)同前注①，罗杰·伯科威茨书，第46页。
(76)法典化引发了对完善制定法体系的思考，成了高级法律的创设方式以及重要的法学命题。法典是以语言表述的文本体系，语言本身的局限性(包括概括性、模糊性等)决定了法典必然存在缺陷。
这一理论奠基于对社会架构的假定，是分析社会的常用框架。(48)民法、刑法体系及原理传入中国，传统辩思遭到解构，法典化所塑造的法学话语也遭遇哲学诠释学的解构。
可是，法典化之后还需要法律阐释才能产生意义。其思维方向既有进一步立法的愿望，也有在执法司法过程中完善法典的设计。
一般来说，再法典化呼声源于原有法典存在问题，诸如法律的相互矛盾冲突以及重复立法是引发再法典化的主要理由，但也不能排除法律移植意义上再法典化。(60)有学者追问道：难道行政领域制定一部既包括程序，又包括实体的法典，真的是不可能的吗？我国《国家赔偿法》的出台被认为是行政法法典化的阶段性成果。⑨《十二表法》瓦解了祭司对法律的垄断。经常被援引的是萨维尼对编纂德国民法典的批判。
欧陆对法典化的追求始于罗马法。二、解法典化的意义 解法典化命题由意大利法学家那塔利诺·伊尔蒂提出，自1978年其名篇《解法典的时代》发表以来，许多研究者以民法典为对象，从不同角度对解法典化问题展开深入研究。
在立法上不仅造成了刑法内在和外在体系的阻隔和破坏，而且选择单一的立法技术也容易出现问题。从总体上看，法典编纂的目的是依据各种政策而确定的，而略观自古以来各国的立法史，并将其分类，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种政策：第一，治安策略。
尽管在世界各地多次兴起法典化热潮，可迄今为止的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对法典是什么依然缺乏共识及明确的定义。法律自主性是法治实现的方法理念，即使是科学性也不能随便替代自主性。
法典扼杀了法律的弹力。这其实就是不能正确理解法典的稳定性。(79)法律渊源的混乱、社会转型、法治建设的需要等，要求法律法典化，然而，即使是再法典化也难以统一法源。否则，就会陷入对法律法典化的迷信。
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解法典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治理方式改进，使得法典必须以开放的姿态适应社会变化，因而出现单行法规以及法律变迁、解法典化、法典重构等命题不可避免。(29)同前注③，穗积陈重书，第18页。
同时，法律的法典化需要诸多条件，并非所有的部门法都能法典化。三是尽可能无错误地确证立法的事实，四是实在法不轻易修改。
法的安定性有四个要求。对文本来说，单行法规也不能一人一事一法。
